作者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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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兩性干系發展的從群一般規律都是從群婚雜交到一夫一妻。在最早期的婚到婚姻原始社會，人類受著低下的亂交社會生產力的限制，是日本以原始群為單位生活的，幾十個男女要居在一個洞窟之中，制度以個人的從群力量尋獵食物，并抵御野獸的婚到婚姻襲擊，因此與此相對應的亂交兩性干系必然是群婚雜交。這種狀況延續了二三百萬年，日本在長期的制度生活實踐中人們逐漸熟悉到“遠親相交，其生不繁”的從群道理，于是婚到婚姻逐漸限制了性交范圍，同時社會生產力的亂交發展也為原始群的分裂、兩性群體一步步地宿小創造了條件。日本于是制度，人類群婚雜交的范圍一步步地縮小了，婚姻家庭制度產生了，從血婚制、伙婚制、偶婚制一向發展到專偶制，這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以上這種狀況，日本和中國都是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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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實行“問妻制”，即男方前往女家訪問的制度，夫妻不同住，男方每隔一段時間來探望住在娘家的妻子，這有些和中國云南瀘沽湖的摩梭人實行“走婚制”相仿。這是一種并不穩定的婚姻制度，夫妻雙方都很輕易別離，另結新歡，甚至一面保持夫妻干系，一面另結新歡，這現實上另有群婚雜交的殘余。如《古事記》記錄，大國主命與須勢理姬結婚后，仍然到處“問妻”，引起了妻子的不滿。大國主命知道了妻子的感受，就在一次要出門遠行之時，借了歌謠的對唱，表明自己心中最愛的女子依然須勢理姬，后者深受感動，誤會冰釋，兩人又親睦如初。

　　從全人類退化的歷史來看，一夫一妻制是伴隨私有制社會和男權社會的出現而出現的，那時，女子已經淪為須眉的私有資產與附庸，所以那時出現的一夫一妻制決不是平等意義上的一夫一妻制，而是一個女子只能嫁一個丈夫，但一個須眉除了娶一個妻子外，還可以娶許多妾，這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現實上的一夫多妻制。

　　在中國現代典籍上，對于從天子、諸侯直至大夫、士可以有多少妻子，有數不清的說法與規定。

日本現代也是同樣狀況。自進入平安時代后，雖然法令是規定一夫一妻制，然而一般男性除了戶籍上所登記的正室外，還擁有多名側室，人們也都默許這種狀況的存在。

　　在日本，社會的傳統性一點也不亞于中國，婚姻、家庭被看作是人生的一個必然歸宿，人(尤其是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齡如果還沒有結婚成家，就會被認為很不正常，甚至被人看不起。結了婚，生了孩子，才能有穩定感，才能得到人們的信賴與尊敬，這種狀況在世界大多數地方都是存在的，但是在日本，這種狀況更為突出，更為強烈。在日本現代(現代社會也差不多)，女人只有作為已婚的母親才會被完全看成是一個女人，不論丈夫是在世依然死了。因為在這種狀況下，才可叫做“一人前”，這個詞的意思是“成年”和“可尊敬的”。

　　結婚既然是為了求得父母的歡心、為家庭和社會盡義務，那么這種婚姻很難不受父母的干預，也很難創建在愛情的底子上。在現代日本武士階層的品德看法中，愛情和婚姻是兩件互不相關的事兒。個人的感情是無足輕重的，有時甚至和家屬利益相對抗，那么就必須為了維護家屬利益而放棄愛情，否則就要被家屬、社會這個重大的呆板碾得粉碎。這似乎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共同規律，婚姻制度創建起來了，可是婚姻是不自立的，中國梁山伯和祝英臺的悲劇，歐洲羅密歐和朱麗葉的悲劇，在日本現代社會也在一幕幕地重演，而且其嚴酷和悲慘程度比中國、比歐洲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日本現代社會，家庭絕對是父權制的，這也是這個傳統社會的一個突出標志。父親(father)是一家之主，無所不能，家庭成員沒有自由可言，這樣家庭才擁有自由，因為家庭不但是生產的經濟單元，而且是決定秩序的社會單位。成與敗，續與亡，不取決于個人，而取決于家庭。父親的權力是專制的，他有權留下孫子，而把媳婦、女婿逐出家門。他有權處死****的兒女，還可以將兒女販賣為奴隸為娼妓。他可以任意與妻子?離婚，也有權娶三妻四妾。他可以對妻子不忠，在外面尋花問柳也無關緊要。當基督教傳入日本，宣傳納妾、通奸是罪惡之事時，許多日本人抱怨不已，認為它擾亂了日本家庭的寧靜。

　　在世界歷史上，包括在日本和中國的歷史上，婦女的地位在早期比在前期為高。自從出現私有制社會、即男權社會、夫權社會后，妻子淪為丈夫的私有資產和工具，發泄性欲的工具、生兒育女的工具和家務勞動的工具。在中國最古老的甲骨文中，“妻”“妾”皆從女，有長跪的形態，這都說明了女子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

　　在中國歷史上，從夏、商、周這“三代”直至漢，是封建制度的形成與鞏固的時期，在?

　　這個時期有許多確定社會“綱常”(即社會結構、社會干系和社會秩序)的論述，其中女子必須服從須眉、妻子必須服從丈夫、是核心內容之一。

　　中國現代的這種男尊女卑的看法極大地影響了日本，社會以男性為中心，而女性應遵守“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當然這種影響只是外因，內因是伴伴隨著社會和歷史的變遷，須眉的經濟地位提高了，同時還受著日本現代社會尚武精神的影響。日本現代的妻子除了在家庭中學習一些禮儀外，完全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似乎只是為了一個人而在世，即丈夫。妻子有絕對的義務為丈夫恪守貞節，如果丈夫發現妻子有不貞行為，可以立即處死奸夫和淫婦，對此，德川家康曾經明文規定，如果丈夫殺死淫妻而寬恕奸夫，則親夫當被處死。哲學家益軒也說過，如果妻子是個喋喋不休的長舌婦，則夫可休妻；相反，如果丈夫偶爾放蕩、野蠻，妻子就應該更加地對丈夫溫柔體貼。

　　在這種看法的長期影響下，日本婦女從古至今成為世界上最忠誠、最溫順、最勤勞的妻子，令中國婦女在某種程度上也瞠乎厥后。千百年來，在許多家庭中形成的一套端正是：當丈夫下班回家時，妻子在門口跪而迎之，第一句話是：“您返來了。”第二句話是：“您辛苦了。”第三句話是：“感謝您為家庭所做的貢獻。”然后遞上一把熱毛巾、一杯熱茶。在大街上不時能夠看到這樣的情景：丈夫在前面走，妻子在前面跟(大概這就是所謂“男先乎女”吧)，而且背著、拎著所有的重的東西，丈夫則什么也不拿，還不時斥責妻子“走得快一點”。

　　日本人還很崇尚母性，妻子在丈夫面前必須擔任兩重角色，一重角色是妻子，滿足丈夫的情欲，為他生兒育女；另一重是母親的角色，像關愛照顧孩子一樣地關愛和照顧丈夫。所以有些有了兩個孩子的女子會對人說她有三個孩子，這“第三個孩子”就是她的丈夫。在日本文化中，妻子對丈夫、女人對男人必須全身心地奉獻，為對方作出一切犧牲，這種看法比中國現代的“妻為夫綱”還要強烈得多。

　　一些西方游客對于這種狀況會感到萬分的贊嘆和悵惘，日本的妻子真是最好的妻子，為什么這樣“美好的”制度不能在西方流行呢?當然，中國現代的婦女對丈夫也很服從，很溫順，但是和日本婦女在這方面的禮儀化、范例化相比，依舊要差一大截。日本人還很講孝道，他們的傳統看法是在家庭中父母遠在妻子之上。公元8世紀時孝謙女皇就下令每個家庭必備“孝經”，全國的學生都必須熟記在心，除了武士以效忠主人為最高美德外，孝順成為日本人最基本最崇高的品德標準，效忠天皇也是孝道的一種顯示。直到西方崇尚個人自由的習尚傳到日本之前，孝道一向是構成日本人品德的底子，對基督教傳入時張揚的人應遠離父母而近于妻子的理論，日本人一會兒是很難接受的。

　　人類的兩性干系雖然創建了婚姻制度，但是有些性行為依然在婚姻制度以外的，婚外性行為就是一個主要的方面。在中國現代，須眉婚后可以尋花問柳，還被認為是“風流韻事”，而對女子不安于室則視為很嚴重的事，要加以十分嚴厲和殘酷的處罰，這主要原因是在父系社會中，男性要求女性生出確是出自丈夫血統的子女，以保證私有資產的承當。日本現代也是如此，日本社會中的男權主義絲絕不比中國遜色，丈夫在外拈花惹草，妻子是沒有置喙的余地的。

　　到了現代，狀況有些轉變。新中國創建以后，對男女干系控制很嚴，丈夫如果有婚外性行為，一定會被嚴懲不貸，被冠以“流氓分子”“腐化分子”，把婚外性行為看成是對婚姻、家庭，對社會穩定的嚴重破壞；只是到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才稍稍“開放”了一些，“包二奶”“小蜜”等才有所出現。在日本現代，夫妻干系處于平等了，須眉在外拈花惹草的事雖然依然不少，但是多少受到些限制。

　　現在日本流行男女援助，一些結了婚的男人想找婚外的性同伴，他們覺得妓女已經有趣，又怕得病；找流動的情人又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找個一時的女學生，青春可愛，錢不用花許多，都沒有什么后顧之憂。這些姑娘陪男人吃飯、旅游、聊天，也有去情人旅館的，他們再用這些錢來交男友，買?化妝品。

　　日本的須眉，尤其是年紀大一些的須眉，包括一些老板，很講道義，縱然有“小蜜”也不會拋棄和他共磨難的糟糠之妻。他很清楚“小蜜”是想他的錢，不會和他真心的，所以他決不可能拿出一大筆錢來給“小蜜”花，如果女方談到錢時，他就認為對方不是真心對他，所以很可能馬上別離。姑娘也無所謂，馬上轉方向。

　　中國人則不太一樣，中國的男人在這個問題上常常是“動真格”的，一旦找到一個?婚外情人，家也不要了，夫妻也不要了，為了供養“小蜜”，常常傾家蕩產，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挪用公款，貪污受賄，結果是墜入深淵。所以，有些官員的貪污總是和腐化交織在一路的。

　　日本另有種很新鮮的現象，那便是妻子有時會“鼓勵”丈夫到婚外去發泄一下。例如看到丈夫在外太忙碌，回家又無聊，就會發起他出去“散散心”，丈夫也曉暢這是叫他去做泡泡酒吧女郎這一類的事兒，于是也高高興興地去做了。大家相安無事。這是因為，許多日本妻子相信丈夫的這點風流事絕對剛強不了婚姻和家庭的根基，所以很放心，再說想控制丈夫也不一定控制得了，樂得大方些，這是日本妻子聰明之處。如果是中國妻子，不要說“自動發起”了，一經發現丈夫有“小蜜”，妻子就“一哭，二跳，三上吊”，不得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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